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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也曾迷信现代医学——直到我知道了医学的真相
发布人:师承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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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4-30 16: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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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现代医学能包治百病吗?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相反,医学界还有句令人颇感无奈的名言:有时治愈、常常帮助、总是安慰。

公元前323年,年仅32岁的亚历山大大帝,在临死前说:我死在太多医生的帮助下。而在两千多年后的1799年,美国开国总统乔治·华盛顿,同样死于医生的帮助。当时总统因感冒引发了喉炎,本不致命。但医生们却用力过猛,使用当时流行的放血疗法,在不到24小时内,为总统放血2300ml。终于让饱受折磨的总统撒手人寰。而据现在的推测,华盛顿当时很可能是感染了链球菌。 

在20世纪初,砒霜、汞、铋被当作灵丹妙药,用以治疗医生束手无策的病症。当时的美国,医生对各种疾病的所知甚少,实在搞不懂疾病的形成机制时,有人便异想天开、提出以毒攻毒的假说,使用毒药治病,一时间蔚然成风。

古罗马时期,有位名叫盖伦的医学圣人,认为所有疾病都源于体液的不平衡,所谓体液,即黏液、黄胆汁、黒胆汁、血液。盖伦最喜欢的疗法就是放血,或是用泻药、催吐剂把坏的体液排出来。四体液学说的部分思想,一直沿用至现代,但不再作为疾病治疗的理论,更多是用在心理学当中。

相比于西方的四体液学说,中医经典《黄帝内经》提出五行学说;而古印度吠陀医学,同样有三体液学说。三种不同起源的古代医学,其思路却正好不谋而合。翻看古希腊的《药物志》,或欧洲中世纪的药用植物抄本,与中医古籍《本草纲目》有众多相似之处。比如,鸢尾花,性温和,有止咳平肝提神效果;取七盎司与蜂蜜水同服,可催眠、治腹疾;与醋同食,可治毒蛇咬伤;杜松子对胃有好;红萝卜利尿等等。

鸢尾花.jpg


虽然医学古已有之,但医学并非天然就很“科学”。

20世纪初期,医学教科书上还写着——对原本强壮健康、偶染疾病、且病势凶猛的高烧病人,放血是不错的治疗。而书的作者,威廉•奥斯勒爵士,是位牛津大学的医学教授。治疗方法除了放血,还有拔罐、催泻……各种现在看来不靠谱的知识,在医学院被系统地灌输到学生的脑子里。彼时的物理学,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;但相比之下,被托付性命的现代医学,仍然有许多未确定之处。

虽然东西方医学的起源颇有类似,但自文艺复兴以后,西方医学便“一骑绝尘、独领风骚”。1543年,哥白尼出版了《天体运行论》;在同年,人体解剖学创始人维萨里出版了《人体的构造》。而解剖学对现代医学的意义,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,其中蕴含的科学理性精神,让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渐行渐远。

现代医学的进步,首先来自植物学的积累。随着大航海时代来临,欧洲的博物学家、传教士、医生,在世界各地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植物。18世纪中叶,植物学成为一门科学。其次,18世纪,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提出元素的概念,使化学学科有了巨大进步。通过化学,人们逐渐知道了药用植物的成分,以及它们之所以治病的原理。比如:

1、欧洲人使用鸦片作镇痛剂,已有几千年历史;但直到1804年,人们才终于知道,鸦片的有效成分是吗啡;

2、葡萄牙殖民者早就注意到,巴西土著用一种植物来治痢疾;1817年,法国人分离出其中的有效成分吐根碱;

3、传统的印第安人,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,1820年,瑞典科学家确定它的有效成分是奎宁。除此,当时欧洲的化学家,还发现了咖啡里的咖啡因、烟草里的尼古丁等等。


发现药用植物的有效成分,是现代制药业的开端。19世纪中叶,欧洲的实验室和制药厂,开始将植物的有效成分制作成药物,出口到各个殖民地。19世纪有本《爱丁堡药典》,就运用了拉瓦锡的化学命名法,将世界各地引入英国的药用植物进行了分类。自此,欧洲人将博物学与化学结合起来,用元素、化合物来认识植物,尽可能精确地将化合物的成分性质表示出来。药学在欧洲的医学院里,也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。

出身于植物学说的药学,或许还有些传统医学的影子,对现代中医的发展还有所启示,但细菌学说的兴起,彻底将现代医学推向另外一个高深和深度。说到现代医学,不得不提到的科学家是法国人巴斯德,即巴氏杀菌法的发明者。在巴斯德生活的19世纪早期,医生还停留在从体液、瘴气、环境角度理解疾病原因,他的研究,改变了人们对于疾病的基本认识。巴斯德主张,细菌才是引起疾病的罪魁祸首。他认为,当时欧洲殖民者在美洲、亚洲的热带环境,之所以容易生病,并非因为瘴气,而是在热带湿热的条件下容易滋生的细菌。巴斯德对抗细菌的方法,就是疫苗。1881年,炭疽热疫苗研制成功;在1885年,狂犬病疫苗研制成功。

巴斯德给欧洲人树立了一种信念——任何疾病,都能找到致病病菌、并用疫苗消灭。他的细菌学说,标志着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分道扬镳与彻底决裂。

巴斯德.jpg


但是,现代人信奉的现代医学,真就包治百病了吗?

答案无疑是否定的。有位美国医生对于医生这个职业,曾留下过一句超越时空的名言:有时治愈、常常缓解、总是安慰。这也恰恰是现代医学在现实中的无奈。

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、前耶鲁医学院院长刘易斯·托马斯,在《细胞生命的礼赞》一书中,对现代医学直言不讳,他说,医学技术治疗疾病的手段分为三种:

1、非技术手段。即医生压根儿不知道某种疾病的发病机制;或者虽然知道发病机制,但却毫无办法。比如最常见的感冒。人人都知道,感冒是因为病毒感染或细菌感染等,但对感冒,就是没有立即能治疗的药物,只能对症治疗,多休息、多喝水。当然,喝水也算一种治疗,这叫做支持疗法。好在感冒是种自限性疾病,通常在5~7天自愈。所以说这是一种非技术手段。

2、半拉子技术。有的技术在外行人看来特别唬人、特别高大上;但细想想,技术含量却很低。就比如治疗癌症,癌症的发病机制很难弄清楚。那得了癌症该怎么办呢?医生就只有比谁的刀更快了,也就是手术。一般人总觉得外科医生很牛,能把身体先划拉开、再缝上,人还没事儿。可是仔细想想,哪儿坏了就切哪儿,不但病人痛苦不堪、风险极高,这还是一种特别原始的做法。除了手术,要治疗癌症,另一个办法是放化疗。什么叫化疗?其实就是给病人“以毒攻毒”。癌细胞代谢旺盛、多吃多占,医生尽量保全患者性命的前提下杀掉人体内的癌细胞,但难免“错杀”。所以最好的情况是正常细胞还剩半条命,癌细胞全被毒死了。

但这种半拉子技术,就是医生用各种复杂、昂贵的手段,去完成一个简单的任务,而且效果有时还不尽如人意;甚至大多情况下,任务还完成不了。结果往往是,病人不但钱没了,就连命也没了。托马斯医生说,类似的半拉子技术,在现在的医院里,至少占了一大半。

3、药到病除的高技术。比如梅毒,没有抗生素时可把人给害惨了;现在只要一针青霉素,就立马搞定!但是这类情况,却实在太少。虽然医学一直在日新月异,但主要还是从多喝热水的没技术,向不解决问题的半拉子技术的进步。所以女生们也无须怪罪于男朋友,生病时只会说多喝热水。

即便抗生素对细菌有一定杀伤力,但细菌培养耐药性的速度,往往比抗生素的研发快多了。在人类与病魔抗争的战场上,病魔永远是主动的以防。目前仍正在全球爆发的疫情,其实也是同样情况。

1、以前医疗手段有限,只能多喝热水、多休息,有条件就喝点老母鸡汤补充营养。喝完还是不顶事儿,那也只能生死由命了;

2、而有了现代医学,病人可以进ICU、上呼吸机,用上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医疗手段。但这些却都是半拉子技术,只能暂时延长生命,以时间换空间,期待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,能抓住机会、背水一战、绝地反击。

面对肆虐人体的病毒,医学束手无策,而最后真正管用的,还是人体自身的免疫力。事实是,在疾病面前,现代医学虽然比传统医学似乎有所进步,但实际上都是能力有限。比如,若遇上病毒或超级细菌感染,医生根本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;不恰当的药物使用,还会导致超级细菌的出现;每十年、二十年,一百年过去,大都会发现过去曾确信无疑的理论,其实都有害人的成分。

有趣的是,当中医与西医同台出现的时候,人们总爱拿两者相互比较,看看谁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,总爱将功劳归于一方,而忽视甚至批判另一方。其实双方各有优点,也有不足。传统医学是历经千百年医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,自古以来就服务于黎民百姓,在现代更是不断革新和发展,以济世救民为己任;现代医学是临床观察、实验科学与病理分析的结合,对疾病和人体的认识愈发透彻的清晰,并且越来越重医学的责任和使命。

此次疫情中突显出的——中西医并重,恰是此次战胜病魔的重要原因之一,谁也不能独占功劳,但谁也不能忽视另一方发挥的重要作用。与其好争高低,不如做好自己,能治病救人才是硬道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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